非人的信仰？

「存在主義並不是一套哲學而是一種類型的哲學，它極具彈性，以致能夠以迥異的形態出現，譬如沙特的無神主義、馬塞爾的大公信仰、祁克果的更正教信仰、布伯的猶太教信仰，以及貝戴耶夫的東正教信仰。而雖然存在主義是一個相對上新的名稱，卻不代表這類哲學是新的。孟尼耶曾經為存在主義整理過一個族譜，其根源追溯至先於基督教的時期。現代的存在主義者一般追溯至祁克果。但在他以前有巴斯葛和Maine de Biran，他們跟存在主義都有明顯的相似之處。科普勒斯頓神父聲稱在中世紀末期有一個思想的學派跟存在主義非常類近。布洛克在奧古斯丁反省到『標誌著個人塵世生命的恆常不安』中找到存在主義的痕跡。無可置疑地在古希臘已有存在主義類型思想的躁動，譬如在蘇格拉底的思想中，雖然它並不是古典哲學的主流。因此有人聲稱存在主義並不僅是一個現代的現象。它看來更像是在哲學歷史中不時出現其中一種的基本思想形式。…

「…

「…一般假設在希臘及西方思想中，知識是可以用普遍的命題來表達，而它典型的形式就是系統化或哲學性的論述。這在聖經中卻是難得一見的。那我們是不是就說聖經並不傳遞知識呢？抑或聖經的作者是在傳達另一種的知識 ─ 個別人在上帝面前存在的知識，抗拒自然知識的分門別類與普遍化？換句話說，希伯來思想是不是掌握到主流傳統西方思想所忽略的 ─ 即Existenz (人的存有)與 Vorhandenheit (物的存有)作為存有不同方式的基本區別？…聖典的作者運用詩歌、預言、民族英雄與神人的歷史、神話等等，去傳達知識。他們並不作普遍的陳述，而是以個別人的存在處境去跟他們的讀者對質。…意義重大的是很多現代的存在主義者都反璞到類似聖經作者所用的傳授方法。海德格仍企圖對人性存在的結構作系統性的描述，沙特已用小說、日誌與話劇等形式，透過存在的處境去傳遞他存在的學說。正如先前說過，透過呈現一個具體處境去提示那(共有的)處境。」

                         - J. Macquarrie, Introduction, “An Existentialist Theology”

麥奎瑞指出，無論我們是不是覺得有問題，基督教神學在歷史進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的世俗哲學所影響。甚至在新約聖經的某些經文中亦似乎可以嗅到一點諾斯底思想的味道。由殉道者游斯丁到奧古斯丁，早期的神學家在他們的著述中自由地引用希臘，特別是柏拉圖的思想。而眾所週知，阿奎拿廣泛利用阿里斯多德的哲學去闡釋基督教信仰。十九世紀的神學脫離不了黑格爾的影子，其後又努力地去迎合或對抗種種新興的科學理論。

從一個積極的角度來看，這一切都反映著強烈的護教動機。神學家們企圖在當代的思維尋找一個切入點，以那個時代能夠理解的語言，去表達基督信仰。他們援引當時的哲學概念去論證信仰的道理，雖然這些概念可能來自基督信仰以外的思想體系。而透過這些努力，他們本身亦對所信仰的真道取得了更深的了解。

當然這樣的神學思考過程也不是沒有危險的。首先，研究世俗哲學並利用它去解釋基督信仰，很容易會由於過度投入於表面類近的哲學概念，而不自覺地扭曲了基督信仰的教訓。再者，原本與信仰無關的意念，亦容易在傳統基督教詞彙的偽裝下溜進基督教的神學。更差的當然是乾脆將基督信仰塞入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之中。

在這樣的前提下，就不難理解好像巴特那樣抗拒哲學影響的神學家。有人說他永遠是在批評那些哲學家，以及那些容讓哲學觀點去決定本身取態的神學家。他認為神學就僅僅關乎上帝話語的啟示，而當我們容讓人的哲學去影響對信仰的解釋，最終就只會帶來矇蔽和扭曲。因此基督徒要做的，就是純粹從聖經的啟示去直接推論出神學的教訓，而摒除所有人為推斷的因素。

這聽起來好像是很崇高的理想。但假設自己可以不假人手地直接掌握上帝的意思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事實上那正是異端產生的必要條件。因為再高尚、純正的教義道理，都必須經過我們頭顱上那幾百立方釐米的灰白物質的處理；最頑固的哲學，是深印在我們存有中那歷史、社會、民族、文化的痕跡。而就算我們能夠重投母胎，亦無法磨滅那刻鑿在我們脱氧核糖核酸中的遺傳密碼。我們真能保守那真理不受到我們自己的限制和扭曲嗎？

信仰是人間的事，帶著我們一切的軟弱與限制。Ω

問 題 與 答 案

最近整理文件櫃，無意中翻到一份十多年前的大專基督徒刊物。一位大專同學精警而正確地指出：「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仍然是問題；但一個沒有問題的答案卻不可能是答案。」倘若答案的價值是由問題來定義，那麼我們就得承認，教會所極力推銷的芸芸「真理答案」，最缺乏的往往正是「問題基礎」。而「人對答案的追求是與問題的重要性成正比：如問題已變得可有可無，再正確、偉大的答案亦是毫無意義。」

縱觀該文的主題與立論，引發作者為文的，是當年由「信仰反省中心」主辦的「信仰反省擂台陣」：〈非常精彩的一代 — 還我答案〉。

基於講座所標榜的問題基本上不是我的興趣，故此我並沒有去湊熱鬧；這也使我不便去為該項活動提出具體的辯護或批評。但從活動的宣傳判斷，已可大約看出一點端倪。明顯地，活動的主辦者是針對教會對信徒實際問題的缺乏處理，而刻意來個正面衝擊，甚至誇張地承諾「還一個上帝給你的答案！」以收宣傳上的震懾效果。據聞該講座當時果然賣個滿堂紅，但對於一些天真地期望聽到「上帝的答案」的人，事後「貨不對辦」的投訴也就在所難免了。

我並不是要非議講者的智慧，事實上面對著那堆近乎「殘局」的道德或非道德的問題，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謂「絕對答案」。很可能宣傳中的「上帝給你的答案」，其實是要提醒聽者個別地面對上帝的召喚，聆聽聖靈在人心內發出的微小聲音。或者說，答案的絕對性乃相對於發問者心中真正的問題，而不是一個一般性的泛論。只是既挑起了聽者的錯誤期望，往後的立論如何精警也就難以聽得進去。

或許這也正好無意地反映了問題的真正癥結：在教會長期無微不至的「蔭庇」下，基督徒已逐漸失去發問的動機與反省的能力 — 他們是誠心實意地期望聽到從天上而來的「最後判詞」，好一次永遠地解決他們在塵世間遇到的種種困惑！而倘若教會看不起上帝賦予人的智慧和常理，那麼我們又怎能期望智慧和常理為教會服務？

誠然如該文所言，現代信徒的危機，是用別人的問題去取代自己的問題，借別人的答案為自己的答案。現代信徒心底不錯是有許多有待解開的困結，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卻恰好不是去為這些問題找個度身訂造的答案 — 事實上這正是傳統教會一直身陷的困局 — 將一些相對地有效的答案絕對化成為普遍真理，只會將危機深化，而完全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事實上所提供的答案愈是具體精確，一旦問題所牽涉的參數有變，自然就影響到答案的適切性及有效性，但那個答案卻已被提升至「上帝的答案」！

或許那不可少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倘若問對了，其他一切的問題也就變得無關痛癢；相反地，倘若掌握不到那個問題，那麼縱然一個人擁有全世界可能有的答案，他還是有問不完的問題的。Ω

生不逢時？                                                                                         

「倘若一位天才的煉金術師移居到十九世紀，他會以甚麼為職業呢？當今天有上千家的航運公司，克里斯托伐‧哥倫布又會變成怎樣？當戲劇還沒有存在或已經不再存在，莎士比亞又會寫些甚麼？

「這並不是一些虛飾的問題。當一個人對某項活動滿有才能，而那項活動的指針卻已過了午夜(或者尚未指向它的一點鐘)，他的才幹又會怎樣？它會改變嗎？適應環境？克里斯托伐‧哥倫布會不會成為一條航運線的總裁？莎士比亞會不會為荷里活寫劇本？畢卡素會不會製作卡通動畫？抑或所有這些偉大的天才都得靠邊站，即所謂退隱到歷史的邊緣，為著自己的生不逢時、處於不屬於自己的時代、錯過了所指定的時刻並為之而生的時機，而充滿了宇宙的悲情。他們會不會放棄他們那些不合時宜的才能，就像林寶(Rimbaud)十九歲時放棄詩歌創作一樣？

「…

「當然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以賣畫為生，而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需要為此感到羞愧。畢竟，維拉斯凱茲(Velasquez)、弗米爾(Vermeer)、林布蘭特(Rembrandt)不也都是畫商嗎？魯賓斯當然知道這些。不過雖然他不介意跟販賣奴隸的林寶相比，卻永遠不會跟那些賣畫的偉大畫家比較。他沒有一刻停止相信他的職業是毫無用處的。最初他曾為此感到憂傷，並且為到他這非道德性而責備自己。不過他最後告訴自己：有用最終又是甚麼意思呢？以現今世界的本相來說，它包含了歷世歷代所有人一切的努力。那意味著：最高的道德就在於無用。」

─ Milan Kundera, “Immortality”, pp.290~291

            信徒往往有一個迷思，就是相信甚至在他出生之前，上帝就已經為他預備了一條一生當行的道路，而他的責任，就是要找出這條道路，到底引向何方。

            這是多麼沉重的擔子啊。如果我們甚至有困難在中三的時候選擇文科或理科，入大學的時候主修心理還是工管，那麼一生的道路就更加不知道該從何考慮了。而我們能夠有的條件，就只是一堆模棱兩可、有待我們解讀的所謂環境印證，七嘴八舌的專業或非專業、屬靈或不屬靈的善意提醒，以及我們心猿意馬、經常改變的個人「感動」。難怪無論一個人受過如何高深的教育，每周星座、流年運程以及各樣的算命術數仍然對他們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

我當然讀過「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詩一三九：16)可是上帝在祂的永恆中知道我些甚麼，跟我怎樣在世上過我的日子又有甚麼關係？難道我可以像「職業特工」那樣，走去複印上帝抽屜裏那份生命的藍圖？而就算我真的知道了，又會不會好像無數的故事和電影所預計，反而會搞亂了那「原本」的計畫(如果有的話)？抑或那段經文其實不過是要指出，毫無懷疑地，我們的一生都在上帝的蔭庇之下？

約瑟一生坎坷：被親人賣為奴隸，為堅持原則而被誣陷入獄，因答允相助的人無端失憶而在獄中多呆兩年，最後因為替法老解夢，而一下子大翻身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家總理。我們的問題是，倘若那最後一步才是故事的「戲肉」、生命意義的所在，那麼之前數十年的際遇又會不會只是蹉跎歲月的「冤枉路」？抑或前面的每一個遭遇，無論看起來如何微不足道，其實都是整個生命故事不可分割的部份，引領著邁向那最後的終點？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單是在他生命力最旺盛的四十年之後，期間還過了另外四十年「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流放生涯；直到他按一般人來說到了「風燭殘年」，上帝才突然委以重得不得了的任務。可以想像六十餘歲的摩西，每日的黃昏坐在曠野的邊陲，乘著晚風，看著徐徐落下的夕陽，心想生命大概就是這樣了。而倘若他後來沒有在荊棘的火燄中接受召命，就像那些世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那他的生命又算是白活了嗎？

這些惱人的問題時常困擾著我們，因為畢竟我們大多數人大概都不會有約瑟或摩西晚年的遭遇；芸芸眾生又那有可能個個都是顯赫人物？這樣的話，我們就需要一些平凡一點的生靈可茲我們援引，譬如是那在世短短三十三年，一生坎坷而最後身懸十架的耶穌基督。Ω

「現實疲勞」                                 

「那些骨頭被拿去加固長城的人，被毛澤東餓死的三千萬人，或是今日每年死去的三千萬個不足五歲的孩童，他們是誰？他們的死有何含意？何必問，他們當然是無足輕重的別人；管他們是生是死還不就是為數眾多的別人裡面的幾個。…而你呢？我們這幾十億個奇人怪胎的出生，究竟所謂何來？

「這些人裡面，誰還活著？你還活著，這很確定。我們這些還活著的，可以放心對彼此說，我們都是同一個精英俱樂部的會員，我們是『現在活著的人』。我在寫這句話時，還活著；但當你讀到這句時，我說不定已經不在了。…

「擺出姿勢以供塑成那七千尊陶俑的中國士兵，必定曾經認為這是美好的差別：役卒埋葬的只是他們的塑像，而他們的肉身可以晚點兒再由他們的子孫來掩埋。令人好奇的是，他們把多賺來的年月拿來做甚麼呢？如果是現在，我們自己會打算做甚麼呢？

「當毛澤東放長視野 ─ 像泰德‧邦迪那樣以『反正多的是人』作為辯詞 ─ 這時他獲得的可是智慧？

「他在一九五四年告訴尼赫魯：『我不相信原子彈能有多了不起，中國那麼多人，炸不完。炸死一千萬兩千萬算不得甚麼。』一位在場人士說，尼赫魯大為吃驚。後來毛澤東在莫斯科演講時表現得更慷慨：他誇稱願意損失三億人 ─ 這在一九五七年時是半個中國的人口。

「一位英籍記者在加爾各答採訪了仁愛修女會之後，有此心得：『生命在所有情況下永遠是神聖的，若非如此，就是生命在本質上來說是微不足道的。很難想像生命在有些情況下是前者，在另些情況下是後者。』」

            ─ Annie Dillard, “For the Time Being”(《現世》，趙學信譯，頁187~189)

認識安妮‧蒂拉德，是在幾年前翻譯楊腓力的《靈魂倖存者》的時候。但老實說，當時我對她的印象並不深刻。直到去年在書店無意中拿起她在一九九九年完成的《現世》的中譯本，卻被她那叫人吃驚的坦白所震撼。就如楊腓力所言，讀者需要信任一個知道現實可以多冷酷 ─ 但仍然有信心的作家。她以毫無忌諱的率真態度，去探問生死與信仰的課題：虔誠與懷疑何以能並存；熱愛與節制可以同時成立；凡人該如何在平常的時刻裏體現神聖與永恆。

史大林曾說：「一個人死，是悲劇；一百萬人死，則是統計數字。」因此，在最近發生的天災裏，我們竭力將大堆的數字，仔細還原為一個個感人的故事。但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這些刻意發掘出來的故事，卻沉重得叫我們透不過氣來。於是我們感悟到，其實將他們化為統計數字，只因為我們無法應付這堆數字背後的真實故事。

「某場戰役之後，秦始皇殺了四十萬戰俘。另一場戰役後，他找出所有與他母親家為敵者的全家全族人，悉數活埋。不管東方或西方，那都是殘酷的年代。」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爭戰幾人回？在這些數字的背後，都有一張張個別而獨特的面孔，和一個個真實而感人的故事。

「對我們西方人來說，『個人』這操作理念的數值極限何在？晚至一八九四年，腺鼠疫在亞洲害死了一千三百萬人；同一種瘟疫，在此前五百五十年在歐洲造成二千五百萬人喪命。你可曾聽人提起過亞洲的那場瘟疫？我們賦予每條人命的價值是否也和萬有引力一樣，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我們到底相信不相信每一個人都是珍貴無價的？…」(頁71~72)

抑或，「他們是看不見的一群，即使消失了，世界也不會眨一眼。每年有兩百萬以上的兒童死於腹瀉，八十萬死於麻疹。我們可曾眨一下眼？史達林一年餓死七百萬烏克蘭人，波帕(註：或譯作波爾布特)殺了兩百萬柬埔寨人，一九一七至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害死了兩千一、兩百萬人。…」(頁154)

面對著這些看似無意義的死亡，我們在不覺間對於個體的感受彷彿變得模糊了。就像那位天主教古生物學家和神學家德日進說，他苦於自覺像「宇宙中一粒迷失的原子」。這在新聞工作者的術語裏叫做「憐憫疲勞」。另一些人則把這種對死亡感到不真實的態度稱為某種「現實疲勞」。

有時，現實確實令人感到疲勞，特別當傳媒日以繼夜地將一幕幕血淋淋的現實、一個個無助的眼神鋪陳在我們面前。

倘若如蒂拉德所言，自然界同時在彰顯和隱藏上帝，那麼人類世界的實況，對我們的信仰又有甚麼啟示？我們的信仰又容得下這些現實嗎？Ω

還有甚麼可以說的呢？

「創天造地的主，你看見嗎？你聽見嗎？

「你看見那生靈塗炭的一幕嗎？
看見當中壓在牆壁下的孩子嗎？
那裡分不清左右手的有多少嗎？
你看見他們的身軀嗎？
那是你所愛所造的，你讓你這些寶貝這樣被壓碎嗎？

「你聽見母親的哭訴哀號嗎？
聽見那些還有一絲氣息的無助嗎？
你聽到大地的搖動但卻無動於衷嗎？
聽到守在親人屍體旁邊的悲鳴嗎？

「萬軍之耶和華，大地震動時，你坐在那裡？
聽說你坐著為王，
聽說你必不打盹也不睡覺，
聽說你能平靜風浪！

「主啊，你於心何忍？
你只管流淚嗎？
你只動一動指頭就能救幾個，你不願意嗎？

「誰憐大地蒼生？」

─ Keith，「天問 ─ 問於四川大地震」，《邊緣上的沉思》，網誌

關於四川，還有甚麼可以說的呢？可以說的，恐怕都已經說了，甚至可能已經說得太多。

關於四川，還有甚麼可以問的呢？可以問的，恐怕亦都問過了，甚至大概已經重複地被問過。太遠的飢荒、戰亂、瘟疫都不說了，就這個世紀的南京(以及日本動畫《再見螢火蟲》的東京)、奧舒維茲以至二戰期間的整個歐洲大陸、文革的中華大地、唐山、越南、紅高棉、埃塞俄比阿、薩拉熱窩、非洲部族間的互相「清洗」、巴勒斯坦以至整個中東地區的戰火、911、南亞海嘯、緬甸風災。當然，還有我們的四川…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現在的人，已經慢慢學會不去問為甚麼上帝容許地震發生。因為《國家地理雜誌》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自從造天地以來，海洋陸地高山低谷的形成，基本上都是地殼板塊移動的結果。就正如太陽普照萬物，帶來生機，可是曬得太久地卻會龜裂、人亦有機會長皮膚癌；雨水滋潤大地，可是下得太多或疏導得不好卻會帶來災害。

「天災」的發生，只不過是這些自然現象發生在人口較為稠密的地方罷？當然，我們也可以問，這些現象的發生，跟近半個世紀天然資源過度地被徵用、眾多地面和地底的核試、環境氣候因人大幅度的改造而改變，會不會也有點關係？以現今的探測科技，又可不可以將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逐步移徙到已知的地震區外？這些，或許都是我們在不那麼激動的時候可以問的。

可是關於四川，還有甚麼可以說的呢？在傳媒日夜激情地覆蓋下，人們都聽得、看得心疲力竭了，縱然都是感人至深的故事。高官、議員、明星、歌手、運動員、DJ、路人甲乙丙都訪問過了，由衷與不由衷的感受，也都已經重複多遍。鏡頭重播唐山大地震的片段，從瓦礫中被救出來的大叔第一句話是：「毛主席萬歲！」在綿陽市醫院，解放軍大哥問剛醒來的女孩：「你覺得黨和人民這次救災的行動怎麼樣？」這一切，我們都聽過、看過了。至於建築物有沒有被偷工減料、當局有沒有對傳聞中的預報掉以輕心，就留給有關機構跟進罷。那我們還有甚麼可以說的呢？

當然，我們還可以問。我們質問創天造地的主：「你看見嗎？你聽見嗎？」這當然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作為創天造地的主，有甚麼是祂看不見、聽不到的？「那是你所愛所造的，你讓你這些寶貝這樣被壓碎嗎？」 ─「萬軍之耶和華，大地震動時，你坐在那裡？」沒有說出來的，是「你到底在哪裏幹些甚麼了！？」

還有，聽說…「聽說你坐著為王，聽說你必不打盹也不睡覺，聽說你能平靜風浪！」Come on，那你又於心何忍！？「你只動一動指頭就能救幾個，你不願意嗎？」願意的話，根本就可以沒有這場地震！「誰憐大地蒼生？」無論是誰，都斷不可能是那有能力而終於沒有動一動指頭的祂。

這樣的話，還有甚麼可以說的呢？就像約伯那三位朋友所陳述的，沒有一句不是實話，句句都可以定準。可上帝卻在旋風中回答說：「誰用無知的言語，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裏呢？… 強辯的，豈可與全能者爭論麼？… 誰先給我甚麼，使我償還呢？」換句話說：你們知道自己在問些甚麼嗎？我們可語塞了。

有人去告訴耶穌，彼拉多濫殺無辜，弄污他們的祭物，指望他可以用先知的視野，點出時代的徵兆。世人的救主卻沒有甚麼悲天憫人的宣告，就只是淡淡地指出，從前西羅亞樓倒塌，亦死傷不少無辜：「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這樣的回應確實有點出人意表。可是，孩童夭折、青年犧牲、壯年喪命、老來無依，都不是要甚麼巨大的天災人禍才可以發生的。我們要是留意的話，這些事情每天都發生在我們的周圍。幹嘛我們就彷彿從來沒有見過、沒有聽過，因此也從來沒有想過？

或許，真正令我們感到震攝的，只不過是數字。因此，我們亦只能以數字，巨大的捐款數字，去稍稍遮掩我們的不知所措。但我們知道，再大的捐款數字，亦不能解決人們因死亡而對生命產生的焦慮：面對突如其來的死亡以及必死的事實，生命可以有甚麼意義和盼望？這類事件，同時也暴露了基督徒對生死的問題缺乏深思熟慮，以致每次發生類似的事件，我們都在重複著同樣的問題；而我們所傳的福音，亦無可避免地顯得幼稚和浮淺。我們提供過分簡化的「信仰答案」，往往只是逃避問題而不是回應問題：「上帝必拯救！就算拯救不了，他最終亦必有預備！」無論是對末期病人、天災人禍的受害者、陷在苦難掙扎中的人，這都是文不對題、教人氣餒的答案，就連我們自己也接受不了，又怎樣拿去說服別人？

最終來說，信仰是關乎我們怎樣面對生命的必朽性(mortality)。這樣，在一切的籌款、賑濟、打氣、祝福、代禱之外，我們又該如何在這些事的陰影或亮光中，去省察和重估自己的信仰、人生？

這個時候，我知道這些說話都不是頂合時宜的；可是合時宜的說話，都給人們說了，並且是超標地完成，那我還有甚麼可以說的呢？請明白我並不是要譁眾取寵，甚至是幸災樂禍，畢竟，我自己不是都要歸到那同一的歸宿嗎？Ω